來源：新京報1-18 記者：陳琳 王飛
全力打好藍天保衛戰，細顆粒物年均濃度至30微克/立方米、比2017年下降48.3%，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譽為“北京奇迹”。在今年北京兩會上，“北京奇迹”被代表委員稱贊。1月17日，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bevictor伟德官网碳中和研究院院長、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賀克斌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從數據上能直觀看到，2013年到2022年，北京的經濟指标在漲、污染指标在降，走出了一條“喇叭口”曲線，這是典型綠色高質量發展的一種體現。
他還提到，北京要持續改善空氣質量，要京津冀一體協同、一體化發展，“無論是碳達峰碳中和，還是‘藍天保衛戰’，分着幹跟合着幹，合着幹更合算。”今年兩會上，他建議京津冀協同推動碳達峰碳中和，三地聯合推動能源與産業結構調整，針對京津冀碳污排放結構性差異制定針對性政策，逐步推進京津冀區域碳資産的數字化、智能化協同管理。
賀克斌。新京報記者 王飛 攝
數字經濟賦能“雙碳”，能提效20%～30%
新京報：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如何理解“有序推進”？
賀克斌：我個人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個有序，碳達峰碳中和是有機結合的兩個時段，要把達峰階段和後來的繼續減碳達到中和階段有機銜接起來。在達峰階段，大家都在講低碳發展，核心是通過減碳和增彙這兩個大的動作，從時段上的有序，也就是說，在做達峰的時候，要同時布局一些未來碳中和的相關工作，做到近期和中長期的銜接有序。
減碳的渠道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兩大渠道是資源增效和能源結構，能源結構的調整是減碳幅度最大的一個基礎闆塊，但它需要整個體系調整、技術儲備和系統升級等很多工作與之配合。但在資源增效方面，即我們常說的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包括廢棄物循環利用、無廢城市等工作，本身是具備減碳的，另外老百姓生活節約也有助于減碳，所以第二個有序，是先積極推動資源增效減碳，而能源系統的升級，需要一個技術積累和新系統建設規模化的過程，這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銜接。
第三個有序，我理解為大家常說的“先立後破”。即要把一個新的體系建立起來，才能把舊的體系逐漸調整和減少它的比例，也就是說，化石能源或者以化石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逐漸走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的新型能源系統和電力系統。這兩個為主之間的轉換也要先有“立”的過程，做到有序過渡，從碳、綠色到低碳，最後對應到促發展，不能出現步伐上的斷接。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有序推進”，我認為跟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到的“積極穩妥”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核心含義就是要穩步推進綠色高質量發展。
新京報：今年是雙碳目标全面鋪開的第三年，報告中提到各類園區綠色低碳循環化改造升級和公共建築節能綠色化改造。是否意味着我們的減碳工作重點已經從能源結構調整轉為綠色建築節能？
賀克斌：報告中提到的各類園區低碳循環改造和公共建築節能可以歸集到資源增效減碳中。資源增效減碳是從用能端來說的，能源結構調整是從供能端來說的，兩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就如同我剛說到的第二個有序，能源結構的調整需要經曆比較長的階段，涉及技術競争、以及全球未來的碳稅、碳價對經濟的影響等，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新能源特别是高比例、大規模、穩定供給電力和能源的這樣一個形式，需要一個“立”的過程，一刻也不能停。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放開去做資源循環利用，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少用了資源、電力，也達到了減碳的目的。所以并不是說減碳工作的重心轉移了，而是“有序推進”中的有機結合的兩個方面。
新京報：北京市正在打造全球數字經濟标杆城市，你認為數字化減碳有哪些潛力？
賀克斌：數字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數字，另一個是數智。數智包括數據資源、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數字賦能“雙碳”覆蓋從供能端到用能端，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雙碳”相關産業轉型升級和新業态發展，有助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能源供給的綜合效率，加快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标。
從這兩個效率的提高上來看，有非常大的潛力，據相關研究的估算，大概有20%～30%增效的潛力。
雙碳時代，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從資源依賴型走向技術依賴型。增效的潛力本身就是通過高技術實現的，在不同的領域裡，數字技術賦能新型電力系統、賦能新型交通系統、賦能新型建築系統，以及工業生産系統，都能夠實現提高20%-30%減碳的潛力，所以數字賦能“雙碳”，有非常大的發揮潛力。因此我們在講數字經濟的時候，數字經濟的水平在産業體系裡發揮、介入的越深，驅動減碳的作用就會越大。
細顆粒物平均濃度低于35微克，可能出現年際波動
新京報：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北京全力打好藍天保衛戰，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比2017年下降了48.3%，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譽為“北京奇迹”。你如何看待“北京奇迹”？
賀克斌：2013年，被譽為“史上最嚴”的“大氣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啟動。明确到2017年，京津冀區域細顆粒物濃度下降25%左右。其中特别提到，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這個被稱為“京60”的目标，當時很多人不相信能實現。根據發達國家治理經驗，這樣的減排目标要用10～15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而留給北京的時間隻有5年。
我還記得2018年1月份參加北京兩會，那是我上一屆當選人大代表第一年開會。那時大家到下半年的時候就一直念叨，從“京80”（2013年北京細顆粒物年均濃度為89.5微克/立方米）到“京60”能不能實現？5年過去了，我們今天在這裡談的是“京30”。這5年北京市采取“組合拳”治理方案，覆蓋機動車污染治理、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地區産業結構調整、減排考核等多個領域，涉及産業、能源、交通結構調整等。現在回過頭看，包括新京報在内的很多媒體朋友也做了很重要的貢獻，一個是給公衆傳播一些科技知識，同時也在傳播我們的一些行動計劃。
尤其是“大氣十條”剛開始的頭幾年，北京冬季空氣質量改善并不是特别明顯，雖然監測數據改善了，但老百姓的直觀感覺還沒有出現拐點，這時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媒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也接受過一些采訪，來解釋空氣改善過程中的波動。
從這幾年的數據上看，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7年年底的58微克/立方米，奠定了之後的“北京奇迹”。2021年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到現在的30微克/立方米。先不說艱難的過程，就從數據上看，2013年到2022年，北京的GDP、機動車保有量、社會經濟發展指标和能源消耗總量的漲幅情況。兩組數據對比，最後形成了經濟指标的漲和污染指标的降，呈現出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往上，一個往下的“喇叭口”曲線，這就是典型的綠色高質量發展的一種體現。
我們研究了北京從1998年到2017年的20年間空氣污染治理的發展曆程，污染物從升再到降，再到非常明顯的改善，并穩定地進入了一個低濃度的通道，這個過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哪些效果，通過國際通行的方法進行量化，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一本賬，在聯合國通過中英文發布後，被國際上譽為“北京奇迹”。讓國際社會看到北京能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做到這樣一個成績。就如當時聯合國環境署的官員所講，既然北京可以，那麼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還能再去抱怨：因為發展經濟做不到。
當然，現階段的“北京奇迹”還要理性的去看待它。當細顆粒年均濃度低到35微克以下後，持續改善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年際之間可能會出現上下浮動，但整體會持續往好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因為空氣質量的改善除了降低排放量，還受到區域和氣象條件的影響。國際上的評價标準也是以三年滑動平均來消除年際間的小波動。
清潔空氣行動計劃減污帶動了降碳
新京報：中國開展清潔空氣行動，陸續推出了“大氣十條”，實施了三年的“藍天保衛戰”。清潔空氣行動和雙碳目标這兩者之間是什麼關系？與清潔空氣行動措施相比，雙碳目标的推進有哪些優勢？
賀克斌：空氣中出現的以細顆粒物、臭氧為代表的污染物，都是地面排放最後形成的污染現象，包括能源的生産和使用、機動車排放等。從這個角度說，排碳和排污有着同根同源同過程的關聯。盡管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生态環境質量、能源、水資源等指标落實國家要求。但長期來看，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持續改善的方向不變，力度不減，空氣質量也會越來越好。
中國工程院對“大氣十條”和三年“藍天保衛戰”都做了評估，基本得到的結論和一些成果已經發表。研究表明：現行清潔空氣政策可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排放下降，屆時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可達35微克/立方米，但之後減排潛力大幅收窄，如不采取進一步措施，細顆粒物濃度持續下降空間不大。
我們通俗地打個比方，既然叫“藍天保衛戰”，就得有武器。如果傳統的從生态環境減污的角度采取的措施，可以認為是機關槍，或是手榴彈，都是陸軍所用的武器，到了2030年之後，子彈已經快用光了，如果隻剩下監管，相當于拼刺刀了；但“雙碳”來了以後，它能起到空軍和炮兵戰鬥力，“轟擊”四大結構調整。在碳中和路徑下，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在2030～2060年間将進一步下降67%和83%。到2060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将會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逼近世衛組織最新指導值，即5微克/立方米，空氣污染問題将得到根本解決。
所以說降碳減污兩者之間是非常密切，并且相互促進的關系。可以說，清潔空氣行動計劃減污帶動了降碳，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未來降碳會帶動減污是肯定将要發生的事情。
新京報：馬上就要過年了，以前常說爆竹聲聲除舊歲，但現在很多地方實施禁放，空氣污染是原因之一。前陣子不少人在網上拿頭天晚上放完煙花第二天依然晴空萬裡為例，說煙花不會污染環境，那放煙花爆竹到底對空氣質量會不會造成影響？
賀克斌：這要分兩方面說，一方面，當我們處在污染底數比較高的時候，比如說2015年之前，燃放煙花爆竹等因素造成的污染，可能會造成污染數據的“爆表”，這時候，燃放帶來的污染相當于“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有人第一天放了煙花爆竹後，第二天照樣藍天白雲，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我們通過采取很多措施改善了空氣質量，空氣中的污染物已經到了比較低的水平，也就是說，我們把駱駝的身體調理得比較好，短時間沖擊式的放鞭炮帶來的污染，不會再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但這并沒有改變一個事實，即燃放煙花爆竹的排放對空氣的污染，以及排放在空氣中的各種化學成分對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還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各個城市對是否禁放的選擇，不僅僅是出于環保的考慮，還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慮，比如因為燃放煙花爆竹帶來的火災、人身傷害等。以往北京還沒有實施禁放時，春節也是青少年兒童燒傷、炸傷等意外傷害的高發期。因此我認為，雖然現在我們的基礎減排已經擺脫了煙花爆竹成為“最後一根稻草”的局面，但各個地方是否禁放，還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研判。
新京報記者 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