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實踐，我國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理論與政策體系。但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我國實際上是在壓縮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為尋求綜合性和根本性戰略措施來解決複合型生态環境問題的情況下，開始發展自己的循環經濟理念與實踐的。這注定是一條不同的路。這條路該怎麼走？近日，借着《循環經濟助力中國碳中和目标實現的潛力——以塑料、紡織及農業-食品領域為例》研究報告的發布，《環境經濟》雜志記者專訪了報告負責人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循環經濟産業研究中心主任溫宗國。
溫宗國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循環經濟産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包括城市固廢處置與資源化、行業碳減排系統工程。
循環經濟可創造新的社會價值
《環境經濟》：循環經濟不是個新概念，如今在“雙碳”背景下談循環經濟，怎麼理解這個概念？您怎麼看其在實現“雙碳”目标中的作用？
溫宗國：循環經濟的概念最早由英國環境經濟學家戴維·皮爾斯（David Pearce）和凱利·特納（Kerry Turner）于1990年正式提出。循環經濟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囊括産品設計、生産、商業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供應鍊服務等不同維度，并适用于所有行業部門。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了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将經濟發展與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脫鈎，在促進自然資源再生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社會經濟價值。同時，循環經濟能夠有效提升資源循環效率，減少經濟發展對原生資源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實現碳中和目标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資源約束問題。
因此，循環經濟對于我國碳中和目标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包括：
一是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通過回收利用餘熱、餘能、餘壓實現節能提效，或利用農林剩餘物等生物質能源替代傳統的高碳化石能源，降低社會經濟發展對化石能源的需求，促進能源系統低碳化轉型，同時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二是降低對非能源資源的消耗。通過強化綠色生态設計、優化生産工藝/流程、材料替代及循環利用、産品翻新和再制造等手段，實現源頭減少産廢量，延長産品使用壽命，有效提高關鍵性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降低社會經濟發展對非能源資源的消耗，減少資源開采、加工利用等的碳排放，這是能源低碳轉型無法解決的。
三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重新設計生産和消費體系，循環經濟可創造新的社會價值并帶來經濟增長點，催生出新興的資源循環利用産業和商業化模式。例如，新能源汽車回收利用、風力發電裝置再制造、碳捕集與循環利用産業等，都有助于拉動社會就業、促進經濟綠色健康增長。
生活消費領域減排難度更大
《環境經濟》：工業領域因為碳排放量大一直比較受關注，您的研究視角卻放在了塑料、紡織以及農業-食品領域，能介紹下為什麼關注這三個領域嗎？
溫宗國：在現有發展模式和人民群衆日益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景下，生活消費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預計會随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斷增長。受制于消費者行為習慣、應用場景多樣化及減排策略分散化等因素，生活消費領域的減排難度更大。根據我們團隊過去十多年的研究，不同于鋼鐵、水泥、有色等行業的減排路徑已經相對清晰，生活消費領域的減排路徑及循環經濟措施的減排潛力研究仍舊不足。因此，我們的研究聚焦了這三個典型的生活消費領域。
《環境經濟》：您認為這三個領域發展循環經濟的各自難點是什麼？如果做得好，對實現“雙碳”目标的影響有多大？
溫宗國：這三個領域發展循環經濟面臨的難點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對于塑料和紡織行業，其均需要在設計環節貫徹循環經濟的理念，包括原材料的選取、産品可重複使用設計等，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進展較為緩慢；其次，在回收環節，我國目前塑料和紡織領域的回收體系尚不健全，标準尚不統一，未來亟須加強。此外，對于塑料行業，還需要以電商平台為主體推動創新型包裝減量，目前仍存在一定的障礙與挑戰。對于農業-食品領域，其最主要的循環經濟措施是減少浪費。盡管我國已經出台反食品浪費法，但目前浪費現象仍然較為普遍，仍需加強對于公衆的宣傳和引導。
在上述三個領域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帶來顯著的減排效益，團隊評估結果表明，通過優先考察不同領域的循環經濟發展策略，2020年我國塑料、紡織以及農業-食品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可分别降低11%～38%、8%～31%、6%～11%。從溫室氣體減排總量來看，循環經濟措施在上述三個領域的推廣應用在2020～2030年間可累積減排4.75億～11.5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到2060年可累積減排55.52億～133.5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環境經濟》：對于循環經濟在上述三個領域的減排潛力，您在之前發布的報告裡設計了溫和、中性、激進三種情景。您認為就目前的情況我們将來能達到哪一種？如果想要實現更好的效果，您有什麼意見建議？
溫宗國：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實踐，我國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理論與政策體系，循環經濟助推碳減排的理念也在多份中央政策文件中得到體現。在《關于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的指導中提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到2025年前初步形成，重點行業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到2060年将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預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碳中和目标順利實現。因此，我認為循環經濟在我國未來的發展趨勢整體向好，其最終效果能夠達到中性程度以上。
如果想要實現更好的效果，建議在塑料領域：生産環節積極推進可回收性設計；使用環節推動綠色消費、零廢棄運動；廢棄回收環節加快落實生産者延伸責任制度；廢塑料再生環節強化物理再生，因地制宜發展化學回收；環境洩漏環節開展常态化塑料打撈再利用。
在紡織領域：源頭推動綠色設計和選用可持續材料；加強紡織行業生産環節資源能源的回收利用，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推動廢舊紡織品回收利用體系建設，規範廢舊紡織品回收、分揀、分級利用。
在農業-食品領域：推動高效管理農田、化學品減量化、沼氣綜合利用、稭稈多元化利用、廢舊農資回收，建立循環型農業生産模式；通過改進加工、儲存、包裝技術，加強現代農業供應鍊建設，構建循環低碳供應鍊管理，減少食品損失；提倡綠色飲食，轉向富含植物的飲食，反對食物浪費；對于農業-食品廢物加強梯次利用和處理，實行源頭分類收集，加強資源化利用及低碳處理處置。
循環經濟評價指标應具有綜合性和包容性
《環境經濟》：在落實循環經濟舉措時，有一個痛點，就是循環經濟活動的碳減排效益很難科學核算。這裡涉及基礎數據不足、缺乏方法和工具、标準不統一、統計評價機制不健全等多方面問題。對于如何建立一套循環經濟的碳減排評價體系，您有何具體的建議？
溫宗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和多系統，因此，循環經濟評價指标應具有綜合性和包容性。以固廢處置行業為例，循環經濟減排貢獻核算困難的主要原因包括兩方面：一是數據獲取困難，循環經濟涵蓋工業、農業、生活各領域多種廢物的源頭減量、分類收集管理、處理處置和資源化利用全過程，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持，但實際操作中很難準确和完整的獲取所需數據，并且由于固廢的成分複雜，回收利用過程的波動性和不确定性也很大，進一步加劇了數據獲取和核算的難度；二是邊界和基準難以明确，循環經濟的實施跨越了多部門、多物質、多介質、多環節、多區域，并且這個過程中存在複雜的耦合關聯和交錯，難以清晰的界定核算邊界和對比基準。
解決上述問題分短期和長期兩種方式。短期來看，需要建立一套估算方法和參考因子庫，基本明确核算邊界和基準，能夠大概說得清各類循環經濟的技術、項目等的碳減排效益；長期來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核算方法學體系，整合固廢處理行業和其他資源化替代相關行業碳排放數據，并且參照發達國家做法，開發出核算支撐工具，構建數據庫，從而實現對行業、區域、企業等各個層面循環經濟碳減排效益的精準核算。
3R原則可以拓展為10R原則
《環境經濟》：當前，歐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正在加速循環經濟發展布局，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溫宗國：随着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破解資源環境約束、應對氣候變化、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的基本路徑，并将其作為新冠肺炎疫情後經濟複蘇行動計劃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們要充分認識循環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在發展背景方面，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在後工業化時期産生了大量廢棄物，導緻生态平衡被破壞，可持續發展得到重視，循環經濟理念應運而生。我們國家是在幾十年内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曆程。因此，我國實際上是在壓縮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為尋求綜合性和根本性戰略措施來解決複合型生态環境問題的情況下，開始發展自己的循環經濟理念與實踐的。
循環經濟發展的内涵要緊密結合國情。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首先是從解決消費領域的廢棄物問題入手，向生産領域延伸，根本目的在于改變“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直接目的是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走出新型工業化道路，解決複合型環境污染問題，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标的順利實現。所以，我國循環經濟實踐最先從工業領域開始，其内涵和外延逐漸拓展到包括清潔生産、生态工業園區和循環型社會等三個層面。
随着各國的廣泛實踐和積極探索，循環經濟的理論應該與時俱進。得益于技術水平進步和商業模式的不斷發展，傳統的3R原則目前可以進一步拓展為10R原則。具體來說，擴充的7R是指服務替代（Refuse），重新設計（Rethink），再制造（Remanufacture），新用途（Repurpose），維修（Repair），翻新（Refurbish）和能源回收（Recovery）。以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舉例來說，當動力電池容量衰減至初始容量的80%以下時将不能完全滿足汽車的動力需求，但經過檢測重組後，可應用于其他對于能量密度要求不高的儲能場景，如5G通訊基站，體現了Repurpose原則。對于徹底不能進行梯次利用的廢舊動力電池，可以通過拆解、破碎、冶煉等提取锂、钴、鎳這些關鍵稀缺金屬資源，應用于新的動力電池制造中，體現了Remanufacture原則。
新時期下，循環經濟内涵需要與“雙碳”目标下進一步深度融合。例如，加強方法工具開發，科學評價各類循環經濟活動的碳減排貢獻量；以數字經濟、智慧生态等為切入點，引導循環經濟産業将向效率提升、結構優化、低碳發展方向演進，從而帶動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用市場機制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環境經濟》：您在報告中特别提到中國應注重建立适合本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體系，協調工業化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可否詳細介紹一下？
溫宗國：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階段，循環經濟體系建設也尚處于起步階段，要充分借鑒歐美等國家的經驗，同時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用發展的思路解決社會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資源環境問題。主要體會有以下幾點：
一是建立完備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制度體系。發達國家普遍将立法作為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例如德國、日本、丹麥等國均出台了循環經濟領域的相關律法。我國應借鑒其相關經驗，逐步建立完備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利用稅費、信貸、排污權交易等多種政策手段，使循環經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構建科學有效的發展循環經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二是強化科技對于循環經濟的支撐作用。科技是第一生産力，對于循環經濟領域同樣如此。發達國家通過對循環經濟關鍵技術研發的大力投入，促成了循環經濟快速發展。我國應當重視循環經濟相關技術和裝備的研發，切實發揮技術引領作用，推動我國循環經濟高效發展。
三是強化政府部門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展循環經濟對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不能僅僅局限于原有的管理、控制等職能。要以發展循環經濟為主推進器，政府必須處于主體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在宣傳、立法、制度、政策法規及自我行為等方面發揮關鍵性、導向性的重要作用，為發展循環經濟做好服務指導。
《環境經濟》：您認為目前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或挑戰有哪些？
溫宗國：一是循環經濟治理體系尚不健全。歐盟新版循環經濟行動計劃已經提出要系統地衡量開展循環經濟對減緩和适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并促進今後修訂國家能源和氣候計劃及其他氣候政策中加強循環的作用。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針對循環經濟發展和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頂層設計，現有循環經濟立法、環境改革措施及相關政策之間缺乏協同聯動，亟須制定面向碳中和目标的中長期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規劃。
二是資源回收利用産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不高。“十三五”時期，中國的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2%，仍約為OECD國家的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再生有色金屬産量1450萬噸，其中銅、鋁和鉛的再生産量分别為325萬噸、740萬噸、240萬噸，然而仍以中低端資源化為主，回收利用水平和綜合利用産品附加值有待提高。動力電池、光伏組件等新型廢舊産品産生量大幅增長，回收拆解處理難度較大，稀有金屬分選的精度和深度不足，導緻循環再利用品質與成本難以滿足戰略性新興産業關鍵材料要求。
三是二手市場的規範化程度不足，定價、交易、售後等全流程的标準體系有待完善。例如，傳統燃油車三年平均保值率基本上能超過50%，而對主流新能源汽車來說僅為32.31%。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動力電池在殼體材質、尺寸規格、材料類型、成組方式等方面存在多樣化的特點，再加之環境溫度、使用年限和駕駛習慣等對于容量損耗、充放電效率、剩餘壽命等性能均有較大的影響，相關行業标準缺失導緻動力電池的殘值評估困難。
循環經濟措施應貫穿産品全生命周期
《環境經濟》：國家發展改革委此前就循環經濟促進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您對這部法律修改有什麼建議？
溫宗國：主要有6點建議。第一，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原則”。循環經濟措施的推廣不應局限于末端處置，而是應當貫穿産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産品設計、生産、加工、存儲、運輸、報廢、末端處置等過程。
第二，要大力倡導綠色消費。如前文所述，随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預計在較長一段時間内會持續增長。未來需要通過倡導綠色消費來引導公衆轉變消費結構、消費方式以及消費習慣等，這是促進循環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
第三，要納入公衆參與原則。公衆是生态環境管理的最終推動者和直接受益者。目前多部環境領域相關的法律均已将公衆參與明确為基本原則，例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因此，建議循環經濟促進法在修訂時能夠納入公衆參與原則，鼓勵公衆積極參與循環經濟建設。
第四，強化生産者責任延伸制度。積極引入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将新興産業産品的進口采購、生産制造、産品銷售、維修服務、報廢退役等環節納入到管理範圍内，實現全過程監管，組織第三方通過資料對比、現場抽查等方式進行溯源信息核查，将落實生産者責任延伸制度情況納入企業信用評價，探索建立企業拒絕履行溯源責任的相關懲罰制度。
第五，完善新興固廢的産品殘值鑒定、評估、分級等行業流通标準。例如，《2019中國汽車保值率報告》指出，傳統燃油車三年平均保值率基本上能超過50%，而主流新能源汽車僅為32.31%。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于，環境溫度、使用年限和駕駛習慣等對于容量損耗、充放電效率、剩餘壽命等性能均有較大的影響，相關行業标準缺失導緻動力電池的殘值評估困難。應積極引入人工智能、區塊鍊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檸檬市場”效應，讓商品定價有據可循、有規可依。
最後，加大法律處罰力度。目前循環經濟促進法的罰款額度為五千元至一百萬元，具體視違法情況而定。與其他環保領域的法律相比，其經濟處罰力度偏弱。因此，建議這部法律在修法時加大對于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例如，對于違法行為可實施按日連續處罰，強化對違法行為的威懾力。
《環境經濟》：循環經濟助推溫室氣體減排的理念在多份中央政策文件或行動方案中得到體現，您認為未來循環經濟助力實現“雙碳”目标應該在哪些方面繼續深入？
溫宗國：首先，完善循環經濟國際合作機制，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發展循環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在循環經濟政策與制度框架制定、主要價值鍊中綠色商業發展、全球循環經濟轉型融資支持等方面，如何統籌建立協調的國家間、區域間合作機制，平衡不同陣營的利益訴求，維持長期穩定的友好夥伴關系，謀求全球對生态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協調發展的共識是亟待解決的關鍵科學問題。
例如，2021年，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執行框架已确定，拟對特定的碳密集型産品及具有碳洩漏風險的産品征收碳關稅，一定程度上将削弱高碳密集型産業出口産品的國際競争力，也将倒逼能源産業結構轉型升級。然而，在實施過程中，部分發展中國家既沒有能力，也缺乏資金和技術建立與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水平相當的核算體系，無法保障與歐盟碳核查要求相符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将成為後續各方談判的核心挑戰之一。
其次，構建全面系統的政策體系，推動循環經濟助力“雙碳”目标實現。推進全社會資源消費從線性模式走向循環模式，是一場從理念、技術、管理到消費的系統性變革。在識别了循環經濟促進“雙碳”目标實現機理的基礎上，構建全面系統的政策體系是重要保障。循環經濟轉型必須堅持目标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全局性謀劃、戰略性部署和整體性推進。完善的循環經濟政策體系有助于強化國家循環經濟發展總體布局，統籌協調各地方的循環經濟資源，激勵循環經濟技術創新，提高國家-地方-企業-社會聯動效果，幫助完善循環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助力“雙碳”目标實現。
來源：《環境經濟》雜志
記者：王玮
